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滋味说是中国古代“以味喻诗”的理论。此“滋味”不是美食意义上的滋味，而是指诗的意蕴富厚，耐人寻味，具有强烈的熏染力。
南朝梁钟嵘在《诗品序》说：“五言居文词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。”可是以味喻诗不是钟嵘的首创。
源起东汉时期，王充已有以味喻文的看法。他在《论衡·自纪》说：“大羹必有淡味，至宝必有瑕秽，大简必有大好，良工必有不巧。”用以比喻名篇佳作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。
差别的文章的气势派头、结构、题材虽有差别，作用还是一致的。正如“酒醴异气，饮之皆醉；百谷殊味，食之皆饱。
”（译：酒和醴气味差别，但喝后一样醉人；百种谷类味道差别，吃了一样以为饱。）王充通过写“味”来说文章，是以味喻诗之说的第一人。王充西晋陆机在他之后，西晋时期，陆机继续此说，在《文赋》中写“阙大羹之遗味，同朱弦之清汜”（就像用于祭祀的肉汤，缺少五味和谐，如同熟丝做的琴弦演奏的乐曲那样，回味无穷），来比喻典雅而不艳丽的诗。陆机南朝梁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里说“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厌”，说词藻过多、无真情实感的诗令人生厌。
陆机和刘勰两小我私家说的“味”就是指诗的意蕴、形象和意境的艺术熏染力。比王充的以味论文更进一步，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。刘勰系统化钟嵘则把“滋味”看成论诗的原则和尺度，将“以味”这样一个指标生长成为一条原则，不得不说是对前人的飞跃式生长。
钟嵘的诗歌品评理论和品评实践，都富厚了“滋味”说，使之逐渐系统化。他以“滋味”为尺度，高度赞扬新兴的五言诗，认为五言诗比起四言诗，不仅字数多、容量大，能体现庞大的社会生活，而且“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”。
五言诗描画出的形象越发鲜明，抒发的情感更为真挚，含有的意境越发优美，“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”。所以他称五言诗为“文词之要”。钟嵘《诗品》以“滋味”为尺度，钟嵘尖锐品评了盛行于永嘉时期的玄言诗，他认为玄言诗就是只谈玄乎，空发议论的歪诗，缺乏真情实感，没有好的形象，更没有优美的意境。
所以玄言诗是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。究竟怎样的诗算是有“滋味”的？钟嵘说，要把“风力”和“丹彩”联合在一起。“干之以风力，润文以丹彩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”（译：以风骨为主，辞采为辅，风骨与辞采并重。
）要使诗有“滋味”，必须“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”，也就是准确描画事物形貌，抒发深刻情感。钟嵘的“滋味”说，奠基了后世诗论的理论基础。
后世诗论唐代，司空图集其大成，建立“韵味”说，强调“辨于味，尔后可以言诗也”。司空图《诗品》北宋，苏轼很喜欢司空图的诗论，曾说：“其（司空图）诗论曰：‘梅止于酸，盐止于咸，饮食不行无盐梅，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。’”，酸和咸都是平常所见，而诗的韵味一定在语言文字之外。
苏轼将“其美常在咸酸之外”视为写诗的诀窍。南宋，杨万里也承袭“滋味”说，提出“以味不以形”，作为区别诗歌气势派头、门户的原则。
“滋味”说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。历代的作诗者大多将“滋味”说视为程式秘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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